盈鑫惠
▲插图/卢俊杰
五平米，可居住，能注册公司，价格便宜。
这是深圳商住两用公寓的共同特点，兼具住宅公寓和共享办公室的功能，提供一种以更低成本创业的可能。以深圳龙岗区横岗的一家商住两用公寓C公寓为例，公寓共有五层，占据一栋工业园区楼房的三至七层，楼房的一二层是临街的商铺，公寓入口也像一间普通门面，左右两侧分别是通向公寓的楼梯和电梯。公寓租金在580元到980元之间，住客以青壮年为主。据公寓管理员介绍，选择注册公司的住客大多住在三四楼，跨境电商从业者占比多，其余楼层则更多是蜗居的住客。
有人来这里创业，有人将这里作为初入大城市的落脚点，也有人短暂停留、等待重启人生的契机。在这座年轻、充满活力、GDP增速极快的城市，他们将自己的追求、进取、失意和迷茫一同安放在这五平米的空间里。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文 / 南方人物周刊实习记者 欧阳思帆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聂阳欣 发自深圳
图 / 南方人物周刊实习记者 欧阳思帆
编辑 / 陈雅峰 rwzkcyf@163.com
创业的决心
从C公寓正对马路的窗户往外看，装载集装箱的大货车络绎不绝。沿着货车前进的方向行驶约11公里，就能到达深圳盐田港，国内最大的集装箱港口之一，2025年前8个月的吞吐量为1059.3万标准箱。
未来，这些集装箱可能装载跨境电商创业者王闯的货物。对26岁的王闯来说，从重庆来深圳C公寓只有一个目的——赚钱。在这里创业已有五十多天，他坚持规律的作息，凌晨2点睡，早上7点起。除去吃饭午睡的零星时间，剩下的时间都在学习，包括分析同行数据、看书、上网课。
公寓的房间和廊道构成一个“回”字形，两个“口”之间隔出走廊，房间分布在走廊的两侧，内圈的房间没有外窗，价格更便宜。王闯的单间就在四楼内圈，推开门，左侧的墙壁贴着两块磁性白板，一块画着选品（为线上店铺选择商品）的思维导图，另一块写着勉励自己的话，其中一句是：“做梦要往大的做，不要怕丢人。”
离门两三步远的书桌上方摆放着19本书，紧挨书桌、约90厘米宽的床上还有两本，这些书的内容涵盖了电商、营销、心理、传播等。他最近保持两天看一本的频率，一边看一边做笔记，为了训练口才和思维，有时还会边看边读。“学习嘛，”他笑着解释，眼睛眯起来，变成一条缝宽。
▲王闯在房间工作，左侧是他的磁性白板
这是王闯第二次创业，上一次是2024年1月份，他在重庆组建团队做虚拟货币交易。到2025年年初，攒下20来万元，他形容自己当时“有点飘了”，将钱投入以秒为单位变化的币圈市场，类似炒股，不料几秒钟内亏掉所有存款，还倒欠十多万，人生跌入谷底。
他在床上躺了七天，交往五年的女友一直在身边陪伴鼓励。后来他想通了，打算洗心革面，重新再来。“我觉得应该是老天给我一个机会让我重新来过，不要让我走歪路。”他戒了烟，正餐就吃一顿快餐一包方便面，一天的花费在20元左右。
深圳是王闯仔细琢磨过的创业地。他了解到这里做跨境电商的人多，有创业环境；离出海的港口、仓库近，能省运费；知道C公寓后，还添了一项优点——住房兼创业成本低。
他租的公寓房间押二付一，投入1800元左右，加上注册公司的1500元，创业前期投入大概3300元。他计算过附近租房的花费，对比起来超出C公寓住房兼创业的花费不止一倍。
8月底，王闯的店铺开始试运营。描绘未来时，他显得胸有成竹。按照他的计划，五个月后，店铺的每日单量会从0突破到100，到时候他打算在公寓多租一个单间，作仓库使用。他在用的电商平台要求商家注册店铺时提供个体工商营业执照，多个单间的好处是他可以再多一个公司地址用于线上店铺注册，拓展规模。
王闯对未来抱着乐观的态度，他和女友约定四年后在他的家乡成都结婚。双方已经见过家长，准备好了婚房，家人帮着还房贷。未来的四年里，他打算将重心放在工作上。“专注去做一件事的话，是没有问题的。”他语气坚定地说。
▲王闯的笔记
进厂以外的选择
与王闯在创业时的精细不同，住他隔壁不远的同行小万更相信埃隆·马斯克的一句话：“一个粗糙的开始就是最好的开始。”
这并不意味着小万为跨境电商做的准备更少。他23岁，来深圳两个月。第一个月，他在网上自学，花2000元买电子资料，拿到才发现是几年前的，在瞬息万变的行业中已经派不上用场。
小万还尝试去华强北一家中游的跨境电商公司“卧底”学技术。行业内“卧底”多，公司面试时带着侦查意识，招小万进来后，只给他安排细碎的工作内容，只选品，不涉及技术。
小万在电商公司的工资是每月3000元，不包吃住，他不仅没学到技术，连在深圳生活都成问题。就算转为正式工，一个月拿五六千元的工资，省吃俭用也只能存下一千元左右。他上了一天班，第二天便提出了辞职。
一个月后，小万辗转来到公寓，在网上买来东南亚区TikTok（国外抖音）的商家账号试水跨境电商，从此开启了创业之路。“这个我目前卖了有六百多单，那个是两三百单。”他指着桌架上整齐码着的小盒蓝牙耳机和麦克风介绍，声音轻缓。他的房间唯一的光源来自桌上一盏小灯发出的暖黄色光线，房间内有淡淡的香气。
小万是江西上饶人，在家乡读完高中后，没选择继续升学，去了云南，给做实体商超生意的父母帮忙看店。这两年实体生意不好做，父母关掉一家店，只剩下一家，不需要他帮忙了。2024年，小万选择外出务工，先后在江苏、上海寻得四份工作，其中两份进厂的工作干得最长久，加起来有十个月。
正是这两份工作，让小万下定决心，再也不要进厂。工厂每天工作10个小时以上是常态，小万在厂里做了一阵子后觉得“人麻了”：开工后好像可以一直干活，但一休息完想到要上班就觉得累。
创业做跨境电商于他而言是在社会上扎根求存的方式，“像我又没有什么学历，想（轻松）拿高工资的话也不太现实，学技术的话也得从脏活累活干起，反正除了这个，我也不知道可以尝试什么了”。
今年过年时，父母给小万安排了相亲。“我老家那边的话，相亲谈恋爱，时间不能拖久了。”他解释，如果是年前的相亲，双方觉得合适后两三个月内要订婚，国庆节前后就要结婚了。女方跟他见面后，说要先试着相处一年。两人分隔异地，靠线上没能建立更深的感情，于是作罢。
关于婚姻，小万还有更忧心的事，在上饶县城，结婚需要男方准备至少38.8万彩礼。现在他的创业才刚刚开始，不确定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攒够这笔钱。
最近的好消息是，TikTok日本的商城功能开通。小万听说日区的利润比东南亚高，就又买了一个账号，准备把经营重点放在日区店铺。上线9天，订单量还算不错，逐渐稳定为每天两单，一单能挣70元左右。他预计后续单量还会上升。
▲小万在房间工作，电脑上方的书架放着未拆封的麦克风、蓝牙耳机等产品。他指着中间一排蓝牙耳机说：“这个我目前卖了有六百多单。”
异乡人，在“深漂”
住七楼、总在长桌上吃饭的河南大哥已在深圳漂泊了二十来年盈鑫惠。
大哥姓余，身形魁梧，一张宽脸，今年38岁，单身。某天晚上10点钟，余大哥在七楼洗手台旁做豆角焖面，面是信阳老家带来的，豆角则在网购平台下单。有时候他也会穿过曲折拥挤的城中村道路、跨过龙岗河，去距离一公里左右的批发市场买些蔬菜。余大哥觉得电磁锅终究没有老家的柴火灶和铁锅好用，尽管他焖面时反复确认面的熟度，可还是有锅底的面烧糊了，他挑出来，找缝隙扔到一旁外卖袋满溢的垃圾桶里。
C公寓周围分布着大型家居建材城，有两三家超市和几间快餐店，如沙县小吃、湘赣快餐、重庆面馆等，一顿饭的价格多在15元上下。不过住客们一日三餐以外卖居多，算上平台优惠，一顿饭10元出头。像余大哥这样自己做饭的，在公寓里算少见，每层大概有三四个人。
讲到年龄，余大哥条件反射般提起大他一岁的哥哥。哥哥的孩子已经上大学了，而他自己还没结婚，心里难免着急，“在我们那儿二十几岁没结婚都是大龄。”
余大哥距离婚姻最近的一次是11年前。在父母的安排下，他在家乡订婚，把未婚妻接回家后才发现她患有精神疾病，无法与人正常交流。余大哥用两年时间、几乎花光家里所有积蓄为她治病，也没能治好。后来，余大哥发现未婚妻曾多次出嫁，“拿了好几个家庭的彩礼。”他选择退婚，结束这场前后花费二十多万的“婚姻”。
余大哥希望在深圳攒够钱后，到河南的省会郑州找份工作，那里距离老家不过两三个小时的车程。来深圳二十余年，见证了许多空地上高楼拔地而起的过程，自己却始终没能在这座南方城市赶上机会。2020年，他入职了一家银行，在信用卡中心做销售。两年后，他和同岗位年龄在35岁以上的同事都上了裁员名单， 三百多个员工裁完后剩下60个。裁员按时间分批进行，轮到他时是2024年。
被裁后，余大哥前后换了几份工作。几个月前开始做短视频平台的直播经纪人，负责筛选新人主播，兼培训和管理。最近，他听同事说平台要改政策，这份工作最多能再做一年。他又开始发愁，甚至整夜失眠。在深圳要攒多少钱？攒多久？攒不攒得到？他心里没底，陷入沉默。
未来，余大哥希望能在家乡遇到良缘。在他的设想中，对方最好能是同村人，结婚后把双方父母接到一起生活，这样能有个照应。虽然家里有七亩农田，但他不打算务农为生。不是嫌辛苦，而是单种田“养不活一家人”，毕竟父母在家种的两季作物一年到头不过六七千块收入。
▲公寓7楼，被宣传为公共办公区的一套长桌椅，也是公寓里最大的“公共空间”
各异的追求
在公寓，不同的追求与梦想都被安放在五平米的空间内。
阿杰的梦想在公寓里算是小众的。他在汕尾长大，今年35岁，在C公寓已居住两年。他说话时眉飞色舞，带有潮汕口音，能让人感受到一种快乐的情绪。或许这与他的工作有关——主业在抖音直播唱歌，空闲时去酒吧驻唱。都是需要调动情绪和嗓音的工作，但阿杰不嫌累。“再苦再累我都要坚持下来，”他笃定地说。
自2006年从星海音乐学院毕业至今，阿杰自费参加过《中国好声音》，还去过三届《快乐男声》，最好的一次拿到全国三十强。2017年，在新一届选秀节目的海选现场，他发现参赛的基本都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90后的自己显得格格不入。与同学相比，他是少有的还在坚持音乐梦想的人，“都结婚生子了，（谁）会往这个方向去想嘛？不会的。”
频繁参加选秀那阵，阿杰与经纪公司签了五年合同，跑酒吧的通告。前两年还能接到单，慢慢地就没有了。说起这些，他仍难掩失落，头低垂，视线飘散，留下一阵沉默。
最近几年，阿杰悟到一个道理：“搞艺术的都是命中注定的，而不是说你想红就红。” 虽然这么说，阿杰还是期待着下一个选秀节目，希望自己能获得成名的机会。
扶苏住在单间则是为了自由。他总是坐在三楼公共区的黑色电脑椅上，闭着眼，神情凝重地坐着——他自称是在打坐，已经坚持十余年。他的名字源于秦始皇的长子，在历史上，扶苏曾是反对“焚书坑儒”的代表人物。
扶苏63岁，湖北人，从小随军人父亲在部队院子长大，成长环境“单纯，义气，不太功利”，大院里不会“官大一级压死人”，人有尊严。改革开放后，大院的生活便结束了，他形容像《红楼梦》中的一句“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来不及适应，“你就感到踩空了，突然失去了依靠似的。”
对扶苏而言，一同消失的还有平等的人际环境。1990年，在大专学计算机毕业后，他去到四川一所大学教书。由于不适应职场环境，六年后，他毅然辞职，前往上海找工作。“由于我们从小的生活环境，我不会把钱看得很重，重要的是自己的自由。我要过得自由，我要过得像个人一样。”
扶苏觉得“改革开放给人提供了最大的好处，就是带来了一种选择”。在上海，他得到一份跨国公司电脑技术销售的工作，之后调职至广州。这期间，他接触到道家和儒家学说，觉得人与人的交往靠的是价值观，便信奉道儒，投身研究，后来编写了一本没出版的《新四书》。
今年3月份，扶苏来到公寓，想为自己正在筹备的第二本书找到出版机会。在他看来，深圳靠近香港，文化上更为自由包容，有更多机会。他经常逛书展，在独立书店跟人交朋友，他相信“命是要靠自己走的”。
▲在公寓的三楼和四楼，一些住客的门口贴着公司的名称。此处为三楼走廊
做布料加工和销售生意、身形微胖的王俊佳也相信这句话。王俊佳35岁，在布料行业工作十几年，从小公司的销售做起，逐渐晋升为总经理，之后跳槽到行业内前三的公司。2021年，他和合伙人在揭阳创办一家布料生产销售公司。2023年，王俊佳租下这间公寓，算是公司在深圳的办事处。深圳有许多做高端成衣的品牌，他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与这些品牌建立联系，销售布料。
王俊佳的公寓单间呈长方形，靠近门口的桌子上摆放着电脑，上面放着一把裁布的剪刀，挂着张“福”字，有三个财神爷围绕，中间那个写着“只想发财”。对门处等人高的架子上有序地摆满布料，上方是一张可升降的床，固定在刚好可以容纳货架的高度。他说，晚上睡觉时可以从靠窗的桌子爬上去，或者干脆在地上铺垫子睡。
几个月后，王俊佳的公寓单间就到租期了。他决定不再续租，“鱼龙混杂，终究是过渡的地方。”他想换去蛇口的公寓租住，对比之后，他发现那边的住客大多是创业者，公共设施和交流的氛围都比C公寓好。另外，那里分布着更多海外高端服装品牌，便于公司拓展客户。
王俊佳说，他的公司目前在行业中排名前二十，他要做的是让销售额翻倍，达到一个亿，让公司跻身行业前十。他对这一目标有着一份从容的自信，一边畅想，一边悠然地喝着潮汕工夫茶。
▲王俊佳的住处有一张可升降的床
“不高大上”
大约每隔一两天，就有人来看房，C公寓的员工热络地领着他们介绍。一些人看着五平米的空间在眼前展开，或点点头接着询问，或面露难色借口离开。
C公寓的房间配置相同，都带桌椅、床、柜子。每层有41间，都是单间，一共205间。据管理员介绍，暑期是租房旺季，只有20到30个单间空置。
大多数时候，住客都待在房间内。行走于各层走廊，能听见手机游戏的声音，用四川、湖南等地方言打电话的声音，猫叫的声音；当然，最常听到的声音来自外卖员：送餐的脚步声、敲门声、接打电话声。一些单间的门口总是堆着快递。
有的男住客会半敞开房门，向走廊敞开他们的状态——赤裸着上半身平躺在床上刷手机的人、戴着有些磨损的头戴式耳机玩电脑游戏的人、关着灯坐在房间角落吹风扇的人、墙壁上挂着黄色骑手服的人、坐在桌子前敲击电脑键盘像在办公的人……
待久了，会发现一些住客有固定的习惯。比如七楼的一位大叔常在早上穿着绸缎睡衣炒菜；下午四五点路过某个房间时能闻到阵阵烟味，房间里还不时传出轻微的咳嗽声；晚上七八点，公共区的桌子上，总有一个男生开语音打手游，不时激动地骂队友；一位女生总待在房间内，门口堆着快递；晚上11点左右，经常有尖叫声从顶楼传来，像是在发泄压力。
这些场景像是韩国小说家金爱烂在短篇小说《不敲门的家》中的描写：“我”搬进大学路附近住宅区的合租单间，这层同住五个女人。“我”会看见陌生女人忘记冲水的痕迹，要洗的衣服，闻到她们食物的味道，但不知道她们什么时候住进各自的房间，靠什么生活，也不知道她们长着什么样的面孔。
在这里工作了五年，保洁阿姨李芳每周有六天都要打扫五层楼。她只熟识几位住客，“有些（人）性格开朗，就跟你讲话，打一下招呼，大部分人不说话。”她观察到，公寓里男性住客更多，“有些男的穿个裤衩就出来了，说了也没用。”楼里居住的女生少，对陌生人更警惕。
事实也如此。三楼穿粉色睡衣和拖鞋的女孩正在饮水机口接热水泡泡面，听到搭话有些发愣，沉默一会后，摇了摇头，拒绝攀谈。七楼穿黑衣服的女生则表达了更多，她不愿被写进报道中，理由是公寓的生活并不高大上，“没什么好宣传的。”她严肃地说。
“不高大上”首先体现在卫浴设施上。公寓的卫生间和浴室是一体的，称作卫浴间，里头隔间窄，洗澡时难伸展双臂，稍不注意就会碰到墙，装厕纸的垃圾桶常常积满住客淋浴时洒进去的水，白色纸巾漂浮着。
四楼一个敞开着门、正刷视频吃外卖的男生皱着眉表达了对这里的公共设施的厌恶。有一次，他无意中看到卫浴间的淋浴喷头被人拿去冲洗屁股。自那以后他再也不敢用了，自己准备了一个淋浴头。
在这个除睡眠、工作外其他居住需求都靠公共设施满足的空间内，遇上素质差的住客，往往很苦恼。
一天下午，李芳和正洗着脸的阿杰在五楼聊天。他们聊起厕所兼淋浴间未冲干净的排泄物，一致认为一些住客没素质。56岁的李芳不理解为啥这一代也有人不爱冲厕所。隔了几天，公寓管理员在一些楼层的男卫浴间门口张贴了一张告示，大意是鼓励大家举报上完厕所不冲水的人，抓到奖励两百块。
▲公寓靠近电梯一侧的楼梯间晒着衣服
日本建筑师兼学者筱原聪子曾论及日本的共享住宅。她将容纳人数多、单间面积小的共享住宅称为“宿舍型”共享住宅，指出住宅内良好的人际关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居民和业主的素质及性格特点。另一方面，系统化的运营客观上使租户的搬出和搬入都很便捷，但这类住宅的目的可能转向商业上的便捷性，产生居民间的隔离。
据前瞻产业研究院分析，C公寓背后的公司采取“半轻资产模式”运营，即进行选址、装修和租赁，做二手房东，赚租金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C公寓成立于2018年，经营范围于2021年变更，增加“住房租赁”一项。
多位住客表示，C公寓在宣传时强调的创业者多、能拓宽人脉曾是吸引他们来此的原因之一，但实际入住后才发现适合交流的空间几乎没有，且大多数住客很少与人主动交流。王俊佳早些年到深圳出差时曾住过市中心的一家国际青年旅社，他觉得与公寓相比，青旅有更多公共空间，人与人的交流感更强，很容易交到朋友。
据公寓管理员介绍，2022年他刚来这边工作时，能看见更多公共空间。天台的空地曾摆放着多套桌椅；六楼也建有公共厨房；健身设施也配备齐全。然而住客素质不一，公共设施常被人破坏，厨房有人使用后不收碗筷餐具，引来蟑螂、老鼠等。2023年，公寓拆掉了部分设施，一些曾在公寓厨房约着一起做饭的住客逐渐搬离。目前，公寓里能称得上公共空间的是七楼的一张大桌子，此外就是每层的一两张桌凳。
2016年，江苏省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王晶分析共享居住社区时提到，国内尚未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共享社区。目前，国内共享住宅的类型大致有市场化长租公寓、商住公寓、社区型保租房、人才公寓等。
在日本，共享住宅增加的原因是单身群体对经济型住房的需求量很大，且这类住宅的房间内都配备家具，人们搬入或迁出都很便捷；另一个原因是大量闲置的建筑转变为共享住宅。在国内，共享住宅的需求更多源于城市化发展进程中年轻人的住房压力。而在中国互联网企业快速扩张的同时，联合办公空间的数量也在增加，商住两用公寓则是在双重发展下出现的结合产物。
公寓管理员介绍，未来公司不会再开这样的公寓，“亏损太大了，每年都在亏钱”，市场行情也不好。他猜想，“现在的人不太喜欢公共厕所和淋浴。”
▲公寓保洁阿姨从附近建材厂回收泡沫箱，每两三个月就拿到回收站卖掉。她这一次赚了29元
茫然
一天下午5点，在六楼的楼道，陈恺叼着一根烟出现了，头发稍显凌乱，穿着格子衬衫，领口有两个扣子没扣上，软塌塌地垂着。他是江西赣州人，今年22岁，说普通话时有些断断续续。他说自己这几年才学会普通话，现在正在学习另外一门语言——英语，学习了三个月，会些基本的口语交流。与听起来稍带口音的普通话不同，他的英语听着像单词软件上供模仿学习的标准发音。
从小跟着爷爷奶奶在村里长大，陈恺只会讲方言。初中时，父母在外打工赚了笔钱，在城区买了房，母亲回到赣州，一边打工一边带着他生活。来到城区后，大部分同学会讲普通话，但他不会，常常感到羞怯。胆小的他难以融入同学圈，数度遭遇校园欺凌。
刚上初中，陈恺就曾在校门口遇上校园恶霸，让他背书包，他愣住了。对方不由分说，上来就是拳打脚踢。他记得当时身边围着十来个人，其中也有成年人，但却没有人上来帮他。被打后，陈恺的裤子破了很多洞，怕被发现，他偷偷溜回家换了一条裤子。事后，老师有一次找他，问起是不是遭遇了霸凌。他摇了摇头， 因为太自卑，“就是说不出来。”
这样的遭遇和处境让陈恺很难专心学习。到了高中，他常常排在倒数一二名，还被随机分到最好的班级。班主任管得严，按照成绩排序决定作业的多少，陈恺的练习、试卷总要拿回家写。有时候老师还要求一字不落地照抄一遍，他妈妈常常也得跟着一起抄才能做完。读了一年后，陈恺觉得太痛苦，说什么都不去上学了。父母不能理解他，带着他去寺庙喝“符水”、拜神算命，想知道“这个小孩为什么会这样？”
辍学后，陈恺在家呆了几年，18岁出来打工。第一份工作是来深圳当保安，这也是他做过次数最多的活。此外，他也尝试过开挖掘车、电话销售、KTV前台、大货车司机、直播助理、进厂打工等，在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地辗转。“国内都跑遍了，估计（能找的工作）都差不多是这样，工资低，时间长，跟坐牢一样。”他幻想过暴富，19岁到20岁期间，和朋友迷上线上博彩。这段经历给他添了笔负债，如今他还欠5万左右，一个季度要还几百块。
回想这几年，陈恺觉得自己重复着“找工作—没钱—再找工作”的循环，攒钱花，花了又去挣。每份工作待久了对他来说都是种痛苦，“比如说我干了那么久保安，我一方面又想留在那里，就不用那么烦了，不用担心钱的问题，最起码的生活是肯定有的。（但）你一直呆在那里，能呆多久？一直呆下去，意志都会更薄弱，而且又没有自由。”他说着，一边摇着头叹气，“意志都被磨掉了，你知道吗？”
陈恺常把“没有意义”挂在嘴边。他说自己过年也不想回家，“因为你不成功，你回去（老家）既无聊也没意义。没挣到钱，回去还不是呆在那里玩手机，没有意义。”
学英语是陈恺今年的一个重要目标。他计划学会基本的口语交流后，明年通过中介，申请一个欧洲小国的工作签。中介告诉他，那里一个月的工资换算成人民币是1.3万元左右，在当地工作满五年之后可以拿到永久居住证。他觉得在当地的语言环境中锻炼一下，哪怕回到中国也可以从事需要英语特长的职业。
出国的目标看起来也遥遥无期——攒钱难，记英语单词也难，“30岁都不一定能成功。”对陈恺而言，难的还有近年家庭屡遭变故：父亲十年前得了慢性病，母亲又在半年前因高血压住院，他形容现在家里花钱像“无底洞”。
陈恺不时有些消极，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还不如一跳了之，直接出生到那里，就不用学了，享受到另一种人生。”每当这个时候，母亲就会劝导他。“她说不要我的钱，她也不要我干什么。我能养活自己就可以，过得开心就可以。”陈恺不时咬着嘴唇，仰头看向天台远处，一阵风把他的头发和吐出的烟雾吹向一边，“但我不开心，这种人生不是我想要的。”
眼下，陈恺又处于“没钱—再找工作”的阶段。他的存款见底，快要交不起下个月大约七百元的房租和电费。他希望能找到一份工作时间不短不长的工作，能养活自己，还能留下时间学英语。但他学习的速度比不上招聘要求的学历膨胀的速度——最近他去面试保安，中介告诉他，保安的岗位要本科学历——他想不通。
将近晚上8点，夜幕降临，天台上只有几盏黄灯微弱地点着。陈恺突然想起自己从昨天早上6点到现在十几个小时没有吃饭。他打开外卖App的便宜拼饭页面，点了份烧鸭饭，10块钱出头，备注“多点饭”。再晚些的第二餐，他打算吃包泡面，“顶（饿）久了身体受不了。”
▲公寓8楼天台，住客晾晒的衣物
“还年轻，有时间去试错”
8月末的午后，深圳的气温在摄氏30度以上，公寓附近的龙岗河静静流淌，倒映着湛蓝色的天空。
不一会，天空突然变得阴沉，厚重的云层堆积，下起大雨。7楼的一位男住客趿着拖鞋匆忙跑上8楼天台收衣服，更多的衣服没有等到人来收，便被雨淋湿。
此时，小徐正开着电瓶车穿梭在附近曲折狭小的城中村道路间。他刚从苏州来深圳不久，这样的天气对他来说有些陌生。滂沱大雨砸向他时，他正在送一单外卖，没备雨衣，只好淋着雨送。送完外卖雨停了，小徐看了一眼恢复湛蓝的天空，继续接单，结果送单时又下雨了。他的衣服已湿透，紧贴着后背，索性淋着雨跑单，只是电瓶车前支架上的手机屏幕不时沾着雨，查看订单时总失灵，让他有些气恼。
大约一个月前，小徐来到深圳跑淘宝“众包”，自由接单，一般跑上下午两个高峰时段。正常情况下，一天跑两三个小时能挣一百来块。这样的生活跟小徐来之前想的不太一样。
小徐21岁，在苏州一所三年制大专学计算机专业，这个暑假读完大二。按照学校安排，他和其他没有专升本打算的同学需要搬出宿舍，在大三完成六个月的毕业实习。学校有介绍一些岗位，但在小徐看来“就是进厂”——大多是电子厂工人、餐厅服务员——跟自己所学的专业不符合，也学不到技术。
小徐决定来广东，想着南方机会多，可以边学技术边找商机创业。他的第一站是广州，找了几天没找到合适落脚的地方，于是去江门一家电池厂上班，算暂时过渡。工厂每天工作12个小时，小徐几乎全程站在工位上，机械地重复着手部动作，安装电池的铝壳。干满一个月，拿到4500元的工资后，小徐辞职，抱着再试一次的心态来到深圳，租下每月730元的公寓单间。在他的印象中，深圳年轻人多，创业机会多，对外地人更包容。
来深圳一个多月，他没能找到学技术的工作，看到的适合的招聘岗位更多是服务行业。“毕竟学历摆在这，”小徐低着头说。深圳给了他现实的最后一击。他意识到自己在创业路上没有足够的本钱和人脉，也缺乏经验和明确的计划。小徐选择租商住两用公寓是为了结识一些同样志在创业的人，却发现住在这里的人很少互相交流。
“有点飘，抓不住（方向），”小徐看不清未来，只能为当下奔忙。做“众包”外卖骑手比其他工作更为灵活，上学时他曾兼职送过半年外卖，“看地图比较熟悉。”小徐发觉现在众包的收入比刚来深圳时少了四五成，他猜想是系统想让他跑全职。
小徐的父母四十来岁生下他，这让他比身边同龄人更急着干出一番“事业”：“我想早一点实现财务自由，不让父母继续操劳，他们没怎么享受过（生活）。”
在江门工厂时，小徐与身边的工友讨论过自己即将去深圳寻找创业机会。一位三十多岁的工友说自己也曾想过，然而现实跟想象不一样，他对小徐说：“等你经历了才会知道。” 小徐笑了笑，没放在心上。在深圳的一个月却总是想起那位工友说的话。他想，自己到了30岁结婚生子的年纪，也很有可能“不想进厂打工，但又不得不打工。生活总会让人放弃梦想和追求”。他开始接受自己成为一个平凡的人，但又会想，这是不是自己在退步在妥协？
尽管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但小徐还想多尝试。如果在深圳没找到合适的方向，他打算去其他大城市再看看，比如北京。那位工友还有后半句话：“你现在还年轻，有时间去试错。”
（应受访者要求盈鑫惠，文中人物除王俊佳外，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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